2022国内一线拍行如何送拍:古董鉴定法技巧:深度分析元代青花瓷器器型及特征

原标题:2022国内一线拍行如何送拍:古董鉴定法技巧:深度分析元代青花瓷器器型及特征

元代是否存在专烧宫廷用瓷的官窑?浮梁磁局是不是元官窑?这两个问题不仅是官窑制度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,也与元青花的性质、起源等课题密切联系,因此备受关注,争议不断。与之相关,浮梁磁局的性质、职能、管理、存续时间和运作方式等问题,更是众说纷纭。笔者在查考中,发现一些新材料,也注意到以往仰赖的史料并不完全可靠,因而尝试结合元代局院、匠役制度,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,希望能深化对浮梁磁局与元代官瓷的认识,并在此脉络下对至正型青花的性质再做思考。

据《元史•百官志》,浮梁磁局由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管辖,后者又隶属将作院。因此,厘清将作院与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的职能属性,对理解磁局性质极为重要。据《元史》记载:

将作院,秩正二品,掌成造金玉珠翠犀象宝贝冠佩器皿,织造刺绣段匹纱罗,异样百色造作。至元三十年始置,院使一员,经历、都事各一员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,秩正三品,掌造宝贝金玉冠帽、系腰束带、金银器皿,并总诸司 局事。。。。。

两则记载颇为简略,仅能判断其为中央辖下造作机构,职能似与工部、大都留守司所管局院部分重复。研究者只能根据“将作院与太常礼仪院、奎章阁、通政院等机构并列”,推断其“成造的器皿以供应朝廷各种官方礼仪之用为主” 。

以往对将作院性质的探讨,多限于此,笔者在查考中,发现元人文集中有更为明晰的记录。胡行简 《樗隐集》有《将作院题名记》篇,对将作院性质及其与工部区别言之甚详 :

我国家因前代旧制,既设工部,又设将作院,凡土木营缮之役,悉隶工部,金玉珍宝、服 玩器币,其治以供御者,专领之将作院,是宠遇为至近,而其职任视工部尤贵且重也。

《题名记》指出,将作院承造“御用”器服珍玩,是以宠遇至近,职任贵重。据《临江府志》,胡行简“字居敬,新喻人,元至正元年进士,国子助教,历翰林修撰,江南道御史”,在朝中担任翰林修撰,对宫廷机构应当熟悉。《题名记》还特记其撰写缘由,系将作院官吏“奉其院长之命,持旧牒来请曰:‘将作之为院久,官于是者亦多矣,而题名尚未立石,此其沿革故实也,幸次第以为之记’”。此篇记述,有第一手“沿革故实”为据,文中以将作院为“供御”造作机构的说法,应当可靠。

将作院制作御用器服,亦散见于其他元代文献,如《道园学古录》记朵来学士所藏御书,系由“将 作院织锦成文,以宣谕两都禁卫者也”。《元典章》延祐六年太后懿旨:“今后但犯上用穿的真紫银妆领 袖,并天碧织绣五爪双角龙凤搭子等花样,您将作院管着的匠人每根底好生的严禁治着。”称“织绣五 爪双角龙凤搭子等”御用物品,着“将作院管着的匠人……严禁治着”,进一步印证将作院“供御”造作。

据《元文类》,将作院下属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,其“供御”性质更是十分清楚:

中统二年,勅徙和林白八里及诸路金玉玛瑙诸工三千余户,于大都立金玉局。至元十一 年,升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,掌造玉册玺章、御用金玉珠宝、衣冠束带、器用几榻,及后宫首 饰,凡赐赉须上命然后制之。

浮梁磁局的上级,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与将作院,都是掌造御用器服的机构,这对理解磁局属性极 为重要。当然,进一步推断之前,还需要明确一个问题,磁局是否始终由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与将作院 管辖。“浮梁磁局,秩正九品,至元十五年立”,而将作院“至元三十年始置”,因此有研究者认为,磁局 设立早于将作院十五年,并推测在此期间“浮梁磁局的统领机构当为行工部” 。若此推测成立,则将作院及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之职能,对理解磁局性质的参考意义就会降低。那么这一推测是否准确呢?事实上,蔡玫芬女士早已指出,将作院于至元三十年方才成立很可能是点校版《元史》对“至元三十 年始置院使一员”的断句错误 。据其提示查对《元史》,至元十五年春正月,即“以阿你哥(阿尼哥)为大 司徒,兼领将作院”,此年阿尼哥“授光禄大夫、大司徒,领将作院事,宠遇赏赐,无与为比”。可见至 元十五年已设将作院,“至元三十年始置”显然不确。值得注意的是,阿尼哥“授光禄大夫、大司徒”,秩从一品 ,而《元史》将“作院条”记院使为正二品,两者不符。考之《题名记》,则可厘清脉络:“院初设,阶从一品,继改从二品,随升正二品” ,初设时 与阿尼哥官阶相符,以后逐渐定为二品。《元史》只记稍后定制,颇为粗疏,《题名记》更全面可靠。既然至元三十年并非将作院设立时间,考虑到《元史》中“始置”一词后紧跟官职的情况比比皆是,则“将作院”条句读应为“至元三十年,始置院使一员……”,指设置专职院使时间,此前可能由其他官员“兼领”,如阿尼哥以大司徒“兼领”,以后才设二品院使专管。浮梁磁局设立后曾由行工部统领之说基于将作院成立在后而起,既然至迟至元十五年,将作院已成立,而磁局直属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,更早在至元十一年已设,则此推测显然依据不足。因此,考察将作院及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的性质职能,对理解磁局属性极为重要,为厘清其职能架构,不妨对将作院 管下局院做系统梳理,见[表一]。

将作院下有三大总管府,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的“供御”性质已经明晰,异样局总管府和大都等路民 匠总管府也同样掌管御用器服造作 ,而三府下辖局院就是管理工匠负责造作的手工业机构。

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“掌造玉册玺章、御用金玉珠宝、衣冠束带、器用几榻,及后宫首饰”,依[表一]所 见,其下属局院正与此一一对应,负责制作玉器、金银器、玛瑙、皮具、瓷器、珍珠、木器、温犀玳瑁、冠冕 等,除少量仓储、词讼机构外,几乎都是制造日用奢侈品的手工业局院。

异样局总管府和大都等路民匠总管府下设局院,据《元文类》记载:“国朝治丝之工,始自甲戌年 间,有史道安者,精于其艺,遂以御衣、尚衣同为三局,高丽诸工亦立局焉,如异样、绫锦、纱罗三提举 司,又置府以总之……如御用诸王众用者,亦各有差。常课之外,不时之需,谓之横造”,也很明确,异样局总管府下异样、绫锦、纱罗三提举司,大都等路民匠总管府下御衣、尚衣、史道安、高丽诸工四局, 都是专为宫廷织染缎匹、绣裁服饰的“治丝之工”。

将磁局置于这一脉络下考察,其职能属性更趋明朗:上级是掌造御用器服的机构,平行单位是专司 宫廷奢侈品造作的局院,那磁局亦不能例外,应当也是承造宫廷用器的造作机构。磁局“掌烧造磁器”,主要负责为宫廷烧瓷,同时兼“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”,从其内廷造作性质看,可能也是蒙古公服所用 笠帽 ,未必是低等级物品。

御用器服虽多于大都制作,也有部分需在他处采制,将作院属下有部分在外局院,浮梁磁局只是其 中之一。磁局之外,尚有管领珠子民匠官、宣德隆兴等处玛瑙人匠提举司、大同路采砂所和行诸路金玉人 匠总管府等。由于瓷器制作需水土宜陶之所,因此置局浮梁,这也许会给它的管理带来不便,但不改变 其宫廷局院性质。

与将作院中制造金玉玛瑙的局院相比,磁局当然不是最重要部门,长官品秩不高,笔者也认同在 蒙元宫廷中金玉玛瑙器皿最受重视,瓷器并非主要门类,当时宫中用瓷也来自多个窑场。但磁局能 进入宫廷视野,由将作院直管,说明已受相当重视,其服务对象是蒙元宫廷及其机构,与普通地方局 院判然有别。

通过考察磁局上级与平行机构,可初步判定磁局是直接为宫廷烧造瓷器的机构。但围绕其职权范 围,尚有一些争论需加辨析,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,浮梁磁局是地方性、兼具课税功能的机构。这一说法的前半,已可经由前文梳理澄清,但磁局是否另兼课税,尚待明辨。通过考察元代职官和税收 制度,笔者认为磁局无此职责。

将作院下属局院长官隶属局院官系统,《元典章》中分得很清楚,局院官属“匠职”,而地方税务征收 则由场务官负责,多从流官内选拔,两者分属不同系统。匠官负责造作,并不管理其他民生事务,升迁 也在同一系统内流转。《元典章》规定:“管匠官三年满呵,不交管民,这局里的官人每那局里,那局里 的官人这局里,只教管匠的勾当里迁升。” 元政府重视税务,特设官员专办课程。局院官与税务官的选 拔、管理、任命都属于两个系统,互不相干,负责造作的匠官一般不兼管收税。

就景德镇而言,元代有镇务征税。据《浮梁县志》,元承袭唐宋“博易务”、“监务”设“镇务” ,刘新园 先生指出,当时景德镇纳税额达到五百锭以上,“浮梁县景德镇务”提领官为从八或正八品,与所属饶州 路税务提领品级接近甚至相当 。饶州路下有三州三县,景德镇区区一地,其他特产相似 ,而缴税如 此,当与瓷业税收有关。因此景德镇务已承担课收瓷税职能,磁局再行课税既无必要,亦无可能。磁局 作为官办局院,并不兼管课税,将作院下与磁局平行的其他机构,亦无兼课税务迹象。也很难想象在元 廷搜罗珠宝“动以数十万锭” 的情况下,宫廷会注意到当地百千锭的税款而特例兼管。

倘若前述基于元代职官机构做出的判断还未令人信服,那么在元代文献中,还有更直接的证据。中 国国家图书馆现存元至顺刻本《编类运使复斋郭公敏行录》一卷 ,是颂咏时任浮梁知州郭郁言行善政的 诗文集。郭郁皇庆元年至浮梁任知州,延祐五年入为中书检校官,《浮梁县志》有其小传,称“甘棠喜有 千年政,美玉终无一点瑕” ,评价极高。《郭公敏行录》收录了郭郁知浮梁期间“贤大夫一时投赠之作”及彼时颂其德政的昌江百咏等。其中,有两首与瓷业相关:

参考诗文集昌江民谣模式,两诗前半描述弊政,后二句颂其德政。“官瓷烧造有专官”一句,直截了 当地指出当时“官瓷”有官员专职负责烧造。郭郁在皇庆元年(1312)至延祐五年(1318)知浮梁州,彼时尚 未到所谓“元泰定(1324-1327),本路总管监陶”的时间,则此“专官”应该就是磁局长官。烧造“官瓷”印 证了磁局的职能,而“专官”则点明了磁局长官专职烧瓷的责权范围。

两诗虽为歌功颂德之作,却提供了当时官瓷生产的珍贵史料,不妨先对诗句做一释读。

“往岁官瓷卖土夫,专胥破釜攫犁锄”是说往年烧造官瓷,官吏用强迫手段逼工匠人夫干活,小吏把 他们的锅子也砸了,耕地用的犁锄也夺走了。工匠人夫不愿赴役,“专胥”毁灶夺器以逼,可谓凶神恶煞。“近来何事欢趋役,工雇无亏食有余”,如今他们却都乐意服役,因为支付的工钱合理,能够养家糊口。

另一首“官瓷烧造有专官,隳突诛求旧百端”,“隳突诛求”指官员千方百计骚扰、勒索工匠。而郭公不 愿亏百姓而饱权贵私囊,匠人、窑户终得安稳。与前诗对读,可两厢印证,专官“瘠民肥贵势”,克扣工 匠,匠人自然不愿应役,专胥竟“破釜攫犁锄”,可谓“隳突诛求”。有元一代,管匠官“隳突诛求”是普遍 问题,《通制条格》“骚扰工匠”条:“江南官人每影占着匠人每,梯己的勾当里使用有,又科要钱有。如今取件匠人每数目,各局、院里合造的额数造了呵,放还教做他每的勾当,养喉嗉吃呵” 。官员影占人 匠,提高合造额数,为私人造作,甚至索要钱财,是当时江南局院的通弊。浮梁磁局长官克扣、影占、勒索工匠窑户以“肥贵势”,亦可想而知。

两诗的史料价值当然不止反映磁局官、匠矛盾,将其与元代局院造作及匠役制度比照互参,可进一步了解磁局管理与运作情况。

首先,“工雇无亏食有余”与“欢趋役”两句,提供了重要讯息,磁局需给付工钱(粮),而工匠人夫则 须“应役”,这与元代系官手工局院通行的匠役制度相符。

元代系官工匠为官营局院服务,而局院则发给工粮。发放方式主要有两种,据《通制条格》“工粮”与 “工粮则例”条,一是“匠人每造作呵,验工程与粮有来”,依照工程造作情况支给口粮,二是“依家口与粮”,“每户多者不过四口,少者验实有口数,正身月支米三斗,盐半斤,家属大口月支米贰斗伍升,家 属小口并驱大口月支米一斗伍升,驱口小口月支米七升伍合” 。这是系官局院发放工粮的一般标准,虽 各地执行情况不同,官员克扣也时有发生,但毕竟是系官工匠的基本衣食保障。

与领取工粮的权益相应,工匠当然要到局院劳作,“常川入局,验周岁定到额造工程造作” ,完成任务。与“常川入局”相对,也可能有“轮番入局”情况,官员“当明置薄籍,记录户丁,标注应役不应役, 遇有造作,轮番斟酌勾唤”。无论是“常川入局”还是“轮番勾唤” ,工匠都要“应役”到局院造作。而管匠官吏,也需“每日绝早入局,监临人匠造作,抵暮方散” ,这是官办局院的运作方式。

目前尚不清楚磁局工粮究竟按照“工程”抑或“口数”发放,也无法确知工匠是“常川入局”还是被“轮番 勾唤”,但无论如何,“专胥破釜攫犁锄”,强迫工匠应役,显示磁局直接管控工匠、人夫的生产活动,而 “趋役”与“工雇”折射的匠役制度,也是典型的元代系官局院做法。这说明,磁局管理与运行模式与其他 系官局院类似,发放工粮,工匠至局院劳作,在官吏监督下完成额定造作,而不是所谓“贡窑”模式,从各窑场产品中抽取成品以贡,也并非纯粹采用“官搭民烧”方式,将烧造任务完全摊派给其他民窑——在 这两种模式下,磁局皆无须管控工匠,官吏也不必砸锅抢农具强迫工匠人夫应役,只需到各窑场抽取、 摊派即可。浮梁磁局直接管控工匠从事造作,只能是生产机构,这一点极为重要。

其次,从“往岁官瓷卖土夫”中的“往岁”,以及两诗反映的情况看,官瓷烧造似乎不是个别年份特 例,而是岁岁年年之常例。这与元代系官局院“周岁定到额造工程”相吻合,再结合元人孔齐记载“饶州御 土,其色白如粉垩,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,谓之御土窑。烧罢即封土,不敢私也” 看,当时应有常态 性官瓷烧造。“不敢私也”更显示磁局垄断优质生产物料 ,这也是宫廷局院的特权之一。

需要说明的是,明清《浮梁县志·陶政》、《江西省大志·陶书》等有所谓“泰定后,本路总管监陶,皆 有命则供,否则止”的说法,常为研究者引用,以说明元后期未见常态性官瓷烧造,甚至以此推断泰定 后磁局不存,改由总管监陶。笔者在梳理《浮梁县志》与《江西省大志》编撰脉络后,认为“有命则供,否 则止”恐怕只是后人笼统揣度,参考意义不大。

浮梁一地县志,宋、元、洪武、永乐、嘉靖、万历皆有修撰,惜皆不存,目前最早仅见康熙十二年刻本,但元至明万历各志旧序都保存了下来。元代旧序由涂济亨作于泰定乙丑年,“余出守是州之三月,郡刺史清泉段 公蒙旨董陶至州” 的记载就出自此序。洪武十二年有知县程励旧序,提及宋元县志“兵变二十余年,文籍无一存者”,故洪武县志既乏前志典籍参 考,亦面临“故老凋谢”问题。永乐朱昭序再次论及宋元志书毁于兵火的 事实,评价洪武县志“仅得邑士徐逊摭拾草就,故元之典故悉无所考” 。据此三序可知,元末兵乱典籍焚毁,明初编撰方志已无可靠参考,对元代 史实业已隔膜,到了“元之典故悉无所考”的程度。明初已然如此,后世搜 罗史料更为困难。在此认识下,可进一步梳理明清县志、省志中元代陶政 相关内容,以考究所谓“泰定后,本路总管监陶,皆有命则供,否则止”的 来龙去脉。

陶厂景德镇,在今浮梁县西兴乡,水土宜陶。宋景德中始置 镇,因名,置镇监一员。元更景德镇税课局监镇为提领 。

王宗沐于宋元仅做置镇沿革铺陈,并未出现“有命则供”的说法 。万 历二十五年,陆万垓在此基础上增补,于此建置条后续补按语〔图二〕:

陆万垓补记“元泰定本路总管督陶”。需要指出,前述泰定涂济亨旧序 有“郡刺史清泉段公蒙旨董陶至州”语。而陆氏增补无任何超出此志的内容,考虑到明初元代典籍已经湮灭,而此序尚存,则陆文仰赖的依据恐仅 直接或间接来自此文,并无更多史料。另“皆有命则供,否则止”句,“皆”字显示这是对宋元的整体概括,非特针对元代而言。而 前述《郭公敏行录》及《至正直记》所述已可说明,至少在 元代有相当一段时间,是“官瓷烧造有专官”,“每岁差官 监造”的,“皆有命则供,否则止”只是明人依据一鳞半爪 辑录做出的笼统推断而已。

康熙十二年《浮梁县志》,上述关于宋元陶政的记载 与续补有所整合,但变化不大。到乾隆七年本及道光本,出 现重要变化,宋、元分列书写〔图三〕:

宋景德中始置镇,因名,置监镇一员,以 奉御董造。元更景德镇税课局监镇为提领。泰定,本 路总管监陶,皆有命则供,否则止。

这一改动虽只合并、分行,却使“皆有命则供,否则 止”由对宋元的泛泛而谈成为对元代陶政的总结。细读之下,“皆”字并无可落实之处,文意并不通顺。

编撰者添加了一个“后”字,使总管督陶由单一事件演变为元代后期常态,“皆有命则供,否则止”也成为对泰定后烧造情况的概括。但从至顺二年堵闰以镇 江等处稻田提举身份受命督陶看,这一说法并不准确。之后《景德镇陶录》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,这 类晚期文献距元已远,杂糅各书复加己见,只能以观点视之,而非证据,参考价值更低。

由此观之,所谓“泰定后,本路总管督陶,皆有命则供,否则止”,恐怕只是文本传抄过程中逐步添 改形成的阐发,督陶是否始于泰定,泰定后总管监陶是否常态,都需要推敲。尤其当这一文本与元代记 录相矛盾时,其可靠性更可怀疑。因此,在有两则元代记载可相印证的情况下,笔者认为当时存在常态 性官瓷烧造更合事实。

再次,从官员“专胥破釜攫犁锄”、“瘠民肥贵势”看,磁局管理恐怕颇为混乱松散,随意性较大。磁局 是内府局院,但又居于外路,监管上容易滋生流弊。而知州郭郁能有所作为,也显示地方长官对磁局事务有监管权限。

诗中评价磁局长官“隳突诛求旧百端”,指责其千方百计骚扰勒索,参考前述官吏“骚扰工匠”的手段 方式,磁局长官克扣工粮、勒索工匠、擅自增加额定造作数量,影占工匠为自己带造器皿牟利,恐皆家常 便饭。面对官吏盘剥,工匠人夫逃避差役、消极怠工亦可想而知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磁局物料管理、产品 控制恐怕都难以十分严格。《至正直记》论及“或有贡余土,作盘盂碗碟壶杯盏之类”,即可为证。

同时,元代中央集权远逊明代。统治者对服色、纹样有等级规定,但“蒙古人并不在禁限,及见当怯 薛诸色人等,亦不在禁限,惟不许服龙凤纹” ,不若明代森严。有时即便是对“御用”纹样的限制,也非 十分严格。《元典章》“禁织龙凤段疋”条:“除随路局院系官段疋外,街市诸色人等不得织造日月龙凤段 疋。若有已织下见卖段疋,即于各处管民官司使讫印记,许令货卖……” 可见,即便违禁,民间若已生 产,亦不销毁,登记后仍许发卖,甚至还有“违禁之物,付告捉人充赏” 的政策。同为宫廷制瓷机构, 浮梁磁局的管理、制度、产品流通恐怕远不若明御器厂严格,多余产品完全有流向市场的可能,不能想当 然地以明代御器处置方式判断元代情形。

尽管如此,在明确浮梁磁局为宫廷造作,排除“贡窑”可能,确认官瓷存在常态性烧造之后,我们还 是可以确认元代官窑存在的事实。当然,此“官窑”与严谨的明“御窑厂”差异明显,不可等而视之

浮梁磁局于至元十五年设立,明载史册,但结束时间却颇有争议。有学者认为“磁局的结束之年,也就是元王朝在景德镇的统治势力彻底动摇的那一年”,“浮梁地区始乱于至正十二年(1352)”,因此磁 局“终于1352年” 。也有学者根据《辍耕录》无载,至大四年(1311)元武宗诏令罢大小造作,以及“泰定 后,本路总管监陶,皆有命则供,否则止”的记载,判定磁局“至迟在元代泰定年间就被撤销了。代之而起的是‘有命则供,否,则止’的课税政策” 。两种观点各有支持者,学界尚未达成共识。

首先,《辍耕录》中无“浮梁磁局”,是否可据此判断磁局在其成书年代已消失?陶宗仪一生未仕,尽管《辍耕录》史料价值较高,但毕竟只是时人笔记,严谨程度无法与正史并论。“浮梁磁局”及部分造作机构 未出现在此书中,完全可能是作者漏讹,并不足以说明当时“浮梁磁局就随着将作院的精简而被压缩”。

其次,至大四年(1311)虽有罢造作诏令,但并不意味着一切造作完全停止。元明间,逢新帝登基 或灾荒年,多有罢造作令,但屡罢屡造,有时甚至只是一种形式。可以肯定,至大四年后官瓷烧造并未 停止,因为前引《郭公敏行录》中官瓷烧造的诗歌,写于皇庆元年(1312)至延祐五年(1318)间,显然此 时官瓷烧造并未“罢了”。

再次,如前所述,“泰定后,本路总管监陶,皆有命则供,否则止”恐怕只是明清衍生形成的阐释,并不可靠,仰赖这一文献推断元后期的官瓷烧造有失偏颇。当然,从“余出守是州之二月(1325),郡刺 史清泉段公蒙旨董陶至州”,“堵闰……至顺二年(1331)七月,奉命督陶器于饶” 等记载看,泰定、至顺 间,朝廷确曾委派较高级别官员督陶,但早有学者指出“这并不意味着浮梁磁局的撤销,因为在需要更 多供御瓷器之时,撤销一个兼管制瓷的常设机构似乎是违反常规的”。

事实上元代在外局院除委任专官管理之外,本路总管也有监督提点之职。《元典章》对工部属下纺 织局院的规定可供参考:“诸局分造作局官,每日躬亲遍历巡视,工部每月委官点检,务要造作如法,工程不亏。其在外局分,本路正官依上提点,每季各具工程次第,申宣慰司,移关工部照会” 。各局有专官管理,每日“遍历巡视”负责具体造作,而在外局院另有本路总管承担定期“提点”之职,两者并行不 悖。因此,段廷珪、堵闰督陶的性质更可能与上述“本路正官依上提点”或“委官点检”类似,定期点检,而 非专管烧造。前述知州郭郁对磁局的整治,可能也属“提点”之职。较之撤销磁局,这应当更符合当时官 方造作的一般规律 。

珠山东麓曾发现洪武初“寿字三号人匠王士铭、浇釉樊道名、风火方南、作头潘成、甲首吴昌秀、监工浮 梁县丞赵万初、监造提举周成、下连都”题记瓷瓦,研究者多关注县丞监工的史实,但应注意,县丞之外 尚有“监造提举”一职,恐怕才是具体负责监造的官员。因此,委派高级别官员督陶,未必说明督陶官取 代专官,也难以证明磁局就此撤销,“督造”与“专官”并行恐怕更符合造作的一般规律。需要指出的是,这种委派高级别官员督陶的做法,似乎还显示这一时段朝廷对瓷器烧造重视的迹象 。

十七年六月八日,湖口张贼掠浮梁,于光御之,败绩。张复掠东土,李昌御之,复败。八月十四日始遁。

从历史情况看,当时战乱频繁,饶州浮梁一带更是三方拉锯地区,在此情势下,磁局造作实难维 系。以战乱开始的至正十二年作为磁局消亡时间下限,应无太大问题。

此外,明初御窑遗址曾出土“局用”铭碗,暗示明早期工匠可能仍受元代影响以“局”称呼官方陶厂, 则磁局更应持续到元代较晚时期,否则很难想象一个消失几十年的机构名称仍对明初工匠产生影响。虽 然精确断定磁局结束年份仍需证据,但目前看来,元末战乱前后,恐怕还是较为合理的推断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近来又有研究者提出元代御用瓷烧造模式曾有改变,磁局于泰定前后遭裁撤,为临 时措置的地方官窑“御土窑”取代 。如前所述,磁局于泰定年间撤销之说并无可靠依据,而李民举先生 通过分析御土窑相关文献 ,认为“御土窑”的“窑”字当作“窑器”或“瓷器”解,“御土窑”指涉器物,而非瓷 窑,其看法有相当合理性。退一步说,即便“御土窑”指烧瓷窑场,考虑到浮梁磁局本身就是烧造官瓷的 局院,两者职能性质高度重合,则此“御土窑”恐怕还是民间对磁局的俗称。浮梁磁局是设于外路的官方局院,对中央而言,其驻地位于浮梁,故名浮梁磁局,但对地方而言,磁局烧造“官瓷”,属中央御用局 院,民间称之为“御土窑”十分自然。陆明华先生亦曾指出,元人所谓“御土窑”可能只是民间称呼 。“御 土窑”若属窑场,则很可能就是指浮梁磁局,只是官、民称呼有别而已。

浮梁磁局是专职掌烧宫廷用瓷的机构,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存在常态性造作而管理松散,其存续 时间更可能讫于元末战乱,在此认识下,我们对其在元代瓷器生产中的位置有必要予以重新审视,而原 先关于元代官瓷的一些问题,也可以得到新的启发。

元代烧造的官瓷,最受学界认可的品种是模印双角五爪龙及制作精美的“太禧”、“东卫”、“枢府”款卵 白釉器物,相关讨论已相当充分 ,本文不再赘述,但进一步理解磁局管理脉络后,可对“枢府”款相关 问题稍作补充。

目前所见“枢府”款瓷器,有精、粗二类,不仅散见于内蒙古集宁路、安徽歙县、河北磁县沉船、上海任 氏家族墓等国内遗址,东南亚地区亦有出土 。制作精细的“枢府”款瓷器,学界多认可属磁局为枢密院 定烧品。枢密院是元代重要中央机构,供御磁局为其烧制器物,也在情理之中。但如前所述,元官窑制 度并不严格,磁局生产器物若有多余尚可流通,因此精细“枢府”款及模印五爪龙瓷器在各地的发现并不 令人意外,甚至未必都来自宫廷赏赐。至于粗制“枢府”款,存在次等品的可能,也当有民间仿制。这种 模仿在元代也许并未受到禁止。大德元年,中书省奏:“街市卖的段子,似上位穿的御用大龙,则少一 个爪儿”,圣旨仅禁约“似咱每穿的段子织缠身大龙的”,至于“胸背龙儿的段子”,则“不碍事,教织者” ,并不忌讳。如前所述,元廷对于制作完成的违禁品,登记后也准许发卖。在这种较为宽松的环境下,民 间模仿官样不会罕见,加上磁局管理混乱,甚至存在人匠盗用模具或再行翻模的可能。因此“枢府”款瓷 器精、粗并存,可能有等级差别,也有定制与仿制差异,需予以区别,但并不影响其原先作为官府定烧 器的性质。

卵白釉之外,1988年景德镇珠山北麓风景路出土品也备受关注,包括青花双角五爪龙、蓝地白花、蓝地金彩、孔雀绿地青花、孔雀绿地金彩等品种。由于《元典章》中规定双角五爪龙为御用纹饰,同时限制瓷器不得描金,学界多认同这批器物属元代官方烧造。换言之,磁局烧造品种颇丰,其中包括青花 瓷。这一认定颇为关键,牵涉到一个备受瞩目的学术争论,即至正型青花的性质问题。

一方面,至正型青花在极短的时间内产生并成熟,其生产有赖于相对高端的纹样来源、设计、画工、材料与制作人员,要快速掌控和调动这些资源要素,并非易事。在元官窑存在且维持常态性烧造的前提下,作为宫廷局院的浮梁磁局确实是最容易获取与整合这些资源的机构。有趣的是,元廷重视磁局,委派段廷珪(1325)与堵闰(1334)督陶的时段恰在元青花的约略诞生年代 ,这是否仅仅是巧合?

另一方面,大量至正型实物在中东一带留存,谢明良先生整理的波斯文字器皿,更直接指向 赞助者 。相比之下,至正型在国内出土数量有限,蒙元宫廷的使用,在数量与质量上似乎都不如对外 输出显著 。

所以,刘新园先生对至正型属元官窑烧造,又为售予或赏赐而制的判断,其实已经注意到其 生产和消费的矛盾,进而根据元廷发船下蕃及对外交往史实将两者连接。同样注意到这一可能性的研 究者进一步将官本船制度与此联系,指出蒙古贵族从事贸易,“自然可以利用匠作制度上的方便,由各 官营作坊造船及备齐货品” 。

考察至正型流通渠道及蒙元统治者理财经营后,笔者认为这样的联系有相当合理性。至正型出土收 藏于海外宫廷者颇多,显然属于上层消费品,其流通若非经由官方,也需凭借财力雄厚的商人。当时在蒙元与“田地”间往来贸易,且具相当实力者,是商人。这些商 人本身来自西亚,熟悉当地需求与销售渠道,是联系青花与中东市场的最 佳纽带,那些带有波斯文的器物若属商品,最有可能通过他们订制。而元 代统治者注重经商理财,但并不直接经营,他们仰赖的理财帮手,也正是 商人。这些上层斡脱“持玺书,佩虎符,乘驿马”,是大汗与贵族的商 业、财务帮办,是“见奉圣旨、诸王令旨,随路做买卖之人” 。这样看来,至正型青花的流通渠道与蒙元贵族的经营途径多有重合。而托普卡比宫的一件元青花葫芦瓶可以进一步联系两者,该瓶极为精致,底部有墨书“未抽”二字〔图四〕。“抽”字在元代多与征税相关,“未抽”很可能是指未曾抽 税 。元代商人行商或下蕃博易,必须依例抽分,缴纳税收,但“若有持把 免抽圣旨、懿旨”的,则可免于抽税,为统治阶层经营的斡脱商人往往有此 特权 。元青花上的“未抽”墨书,也许正与这种为统治者牟利,免予抽税 的贸易有关?仅此孤例,不易认定,但统治阶层若有经营需求,动用官方 机构生产实属自然。在这种情况下,磁局产品成为贸易商品,但其性质及 服务对象并未改变,因为商品买卖所获利润仍多归贵族阶层所有。值得注 意的是,从局院官员“肥贵势”的作为看,面对豪商贵势,他们是否还可能 与商人联手,借机影占人匠,带造器皿牟利?这种情形颇为微妙,也会模 糊官、民之间的界限,但完全可以想象。

将至正型青花与官方联系自然需要对大维德瓶作出解释。作为至正型标志器物,这对双耳瓶是民间订制的道观供物,既与官方无涉,也与无关。也许可以从磁局管理不严的角度解释,元代“影占工匠”不在少数,若订制者与磁局官员相熟,可以通过他们“带造”;也可以从工匠完成 额定任务后私下生产的角度解释,毕竟“取件匠人每数目,各局、院里合造的额数造了呵,放还教做他每的勾当,养喉嗉吃”是得到允许的。此外还有磁局解散,官匠窑烧造 的说法。这些阐释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自圆其说,但均将大维德瓶视作特殊个例。

大维德瓶是否仅为特例?或者说,至正型青花是否也可能由民窑生产?这样的可能性应当存在,从国内外出土品看,元青花在不长的时间里,已在海内外各消费层次占据一席之地,显示其制作技术普及 很快,而纹样、画工之间的差距,也并非泾渭分明。典型的所谓外销东南亚型民窑贸易瓷,如菲律宾出土虾柄军持,腹部缠枝莲与至正型已颇为接近〔图五〕。如前所述,元代对于纹样和技术的垄断远不如明 代森严,“应役”模式并不排斥工匠官民之间的流动,倘若“轮番勾唤”,更会加速技术传播。民间独立设 计创制至正型的难度很大,但模仿的壁垒不难突破,在市场广阔、需求旺盛的情况下,民窑生产至正型器物,也完全可以想象。

所以,尽管笔者倾向官方在至正型起源与生产中占据相当位置,但具体情况也许相当复杂,官匠依“上命”制作,局院官与权贵商人勾结利用官匠带造,官匠工余私下造作(盗用官局物料或另行采购物 料),民匠制作都可能存在。包含过多可能性的结论也许并不让人满意,但在元代松散的体制下,多种 可能性并存也许更符合实际情况。

对于元代官瓷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答,另一个重要问题是,浮梁磁局成立于至元十五年(1278),这些品种中年代较早的卵白瓷,可能也晚至14世纪方才成熟。那么,14世纪之前,磁局产品面貌如 何?蔡玫芬女士曾以斡脱赤墓出土青白瓷多穆壶、玉壶春瓶、莲瓣盘等为线索,结合元代服饰与器用组合,探讨此类器物作为磁局新创产品的可能 ,这一探索相当有趣,惜未引起足够重视。元代官瓷早期 面貌如何?青白瓷中是否也有磁局产品?元代官瓷还有哪些品种?这些问题都值得仔细研究,但以目前 公开的资料,并不易解答。限于篇幅,本文的讨论只是蜻蜓点水,众多课题实有待日后进一步的材料积 累与研究来加以补充。

按照元代生产的一般规律,系官局院都有局院场地。管匠官吏“每日绝早入局,监临人匠造作,抵暮方散”,即使匠户住所较远,也需入局造作,“如匠户一项……元居城市者,与局院附近,依靠家业, 尚堪存活,然不多户也。其散在各县村落间者,十中八九与局院相隔数十百里,前迫工程,后顾妻子, 往来奔驰,实为狼狈” 。所以浮梁磁局应该有聚集工匠以造作的场地,这意味着我们可能找到造作地点,来解开相关谜题。但根据目前的发现,属于官瓷的五爪龙纹,在湖田、珠山、落马桥及老城区其他地点都有发现,因此,有研究者推测,浮梁磁局的烧造地点可能不止一处。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,磁局 存世数十年,局院地点迁移、扩充、增减都在情理之中,存在多处造作场地也未尝不可。有趣的是,落马 桥最新发掘中,有一处高等级建筑遗迹,其形制与湖田窑区元代建筑遗迹极为相似,甚至出土了完全一 致的花砖〔图六〕 。在窑场区域出现相似高等级建筑似乎暗示了某种联系及可能性,当然以目前揭示的 材料,远未达到可以做出判断的程度。更为棘手的是,从《陶记》“陶氓食工,不受艺佣,埽赁窑家”,及 前述《敏行录》中“匠人”与“窑户”有别看,宋元时期制陶工匠与烧窑户已分为两种行业,是否还存在工匠 于局院制作完成后,器皿进一步分散至附近“窑户”处烧造的可能?元代松散的管理是否可能使官方器物 流入不同场所抑或被直接仿制?非考古发掘的材料,是否可确认属于原生堆积?这些问题无疑会加大材 料辨识的难度,目前看来,依赖单一、零散的材料很难推导出准确的结果,期待系统、科学的考古发掘与 新材料的出现会为我们带来新的突破。

附记:本文曾于2016年1月在台湾大学“中国陶瓷史研究取径:亚洲观点”研讨会上报告,承与会 学者提供建议,特此致谢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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